列宁的出版自由观述要[1]

【内容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上，列宁有关出版自由的论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列宁出版自由观的认识存在不小的偏差。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视角，基于大量第一手的文献，还原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进而从四个方面，即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进步性、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实质、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前提及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性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出版自由”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最伟大的口号。相对于封建专制，资产阶级出版自由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作为有钱人的自由的局限性也十分的显著。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与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只有剥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无产阶级出版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它也不是一种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而是一种相对的、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

【关键词】 列宁 新闻思想 出版自由观 新闻传播史

    在世界新闻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报业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都是以出版自由作为出发点的。出版自由不仅制约了报刊从业人员的活动空间，而且还决定了报道言论的真实程度。所以每个阶级的报刊工作者，无不以争取、扩大出版自由为目标。在列宁的新闻思想体系中，对出版自由的论述也居于核心的位置。他认为，出版自由与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罢工自由一样，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其实质性诉求“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2]。要科学地理解出版自由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法律规定的吗？”“为了什么?”“为了哪一个阶级？”即自由的相对性、目的性和阶级性。自出版自由口号提出以来，它一直属于社会特定的阶级，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没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只有法律规定的自由。自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基于这一认识，列宁的出版自由观念主要是沿着两个思路，即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和无产阶级出版自由两个路径展开的。

一、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在列宁涉及出版自由的论述中，有相当部分是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评价。此种评价包括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如联系到列宁的新闻生涯，十月革命前，他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大体上是肯定多于否定，而在此后，则是否定多于肯定。前期列宁对于出版自由的肯定，基本上是把它作为政治自由的一部分，作为现代文明的进步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出版自由进行了高度的赞扬。特别是美国、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民主政治，消除了中世纪的封建特权，公民们实现了政治上的权利平等，就是经济上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亦“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3]政治自由早就成了人民的财富。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否定性评价虽然多于肯定性评价，但是仍然承认出版自由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信中，列宁再次肯定：“‘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最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 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4]。”

和早期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肯定性评价与无产阶级正在进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确立，使无产阶级得以利用报刊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在专制统治下，封建统治者不仅控制了政权，而且还控制了出版，控制了思想，人民的怨愤、呼声和强烈的愿望无法公开表达。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至少从理论上看，这一权利的范围及其主体是没有什么限制的，无产阶级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出版自由，可以说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是衡量文明开化的主要指标，是人类历史重要的里程碑。

另一方面，列宁对出版自由的肯定评价，还受到俄国特定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的影响。直到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仍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与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代议民主政治的英国、美国、法国、瑞士诸国相比，不啻是天壤之别。在这些国家，出版自由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障，报纸被看成是第四权力，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可俄国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存在,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任何一种非官方许可的出版活动，任何对政府的批评和不恭，都将被判为政治犯罪而受到严惩。列宁曾亲身经历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成长在专制统治的俄国，其革命活动、报刊生涯大部分则是在民主自由气氛浓郁的西欧度过的。两种不同的政治现实的鲜明对比，使列宁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了专制的朽恶和民主自由、特别是出版自由的可贵。

  虽然在“二月革命”之前，列宁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持一种赞扬的态度，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局限性及资产阶级对于出版自由的功利主义态度。在1905年俄国大革命时期，列宁就曾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因为它知道，觉悟的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利用自由来反对资本的统治。”[5]二月革命推翻了俄国沙皇专制政府，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农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由同盟者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被剥夺了。两大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煽动阶级仇恨，俄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加入了国内叛乱和外国干涉者的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基本肯定转向了基本否定。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就其实质而言，实际是有钱人的自由。固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取消了出版检查制度、特许制、保证金制等专制控制手段，各党派各团体均可自由地出版报纸。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变，只要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不变，“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有统治报刊的权利（在世界各地，民主主义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权力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厉害，愈无耻，例如美国也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一种欺骗[6]。”

二、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性质与前提

根据列宁的论述，无产阶级出版自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它使报刊摆脱了资本的控制。因为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靠别人发财的可能性，没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团体）享有并实现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7]但是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也不是超阶级的。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只能是大多数人( 工农群众) 的自由，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可以免费地从苏维埃政府和党组织的各级报刊获得消息，自由地参与这些报刊的业务活动，并且能够通过这些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行使对社会组织及政府的监督权。至于在苏维埃新的政治秩序下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不配享有这种自由的。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出版自由还是一种相对的、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而不是一种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怎样能享有真正的出版自由？首先，必须拥护革命，“愿意同工农一道忍受困难，为正义事业而战”，并且“坚决保卫和支持苏维埃政权”[8]；其次，它还必须遵守苏维埃制订的各项法律，并且在这些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采访和报道活动；再次，它还必须服从苏维埃国家出版局的行政管理。此外，报刊出版工作者还必须坚持起码的技术标准，严禁粗制滥造，哗众取宠。对于那些乱七八糟、粗制滥造的报刊、书籍的责任者，应该把他们“关进监狱”[9]。列宁还认为，出版自由固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口号，它能够并且已经实际上促进了历史进步，但是对于出版自由的作用又不能评价过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草创、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内外敌人严重威胁时，切不可把出版自由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不能如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那样用出版自由来根治社会弊端。

列宁主张，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控制，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10]这一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显然是难以达到的。只有彻底地解放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是剥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因为不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不久，资产阶级一直掌握着大量的纸张和印刷所，堵塞了无产阶级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所以必须采取措施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权。

其一，设立报刊调查委员会和报刊革命法庭。前者成立于1917年，其主要责任是“调查定期刊物同资本的关系”[11]在此基础上，确定苏维埃政府对资产阶级报刊的基本政策。翌年，苏维埃成立报刊革命法庭。该法庭的任务是审理利用资产阶级报刊反人民的各种犯罪活动。对于此种犯罪活动，该法庭可以确定下列惩罚：扣款；进行公开谴责，即通过法庭所确定的方法将被查究的报刊作品公之于众；在显著的位置刊登判决书，或专门驳斥虚假的报道；停刊（包括临时的和长期的）或停止发行；将被查究的印刷所或报社的财产收归全民所有；剥夺自由；勒令离开首都、个别地区或者俄罗斯共和国国境；剥夺罪犯全部或部分政治权利等等。

其二，查封反革命报刊。 1917年十月革命不久，列宁便颁布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在新秩序确立之前，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反对“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报刊”，其主要措施就是查封。

其三，没收或征用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印刷所和报纸。列宁主张像战争时期对房屋、住宅、马车、马匹、粮食、黄金一样，对印刷所和纸张也采取征用的政策。1917年12月13日，列宁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征用《交易所新闻》印刷所以及该所的全部房舍、机器、印刷材料、纸张和其它财产[12]。”对于那些进行严重犯罪活动的报刊，则应由报刊革命法庭罚没包括纸张、印刷所在内的所有财产。对于这些征用和罚没而来的纸张和印刷所，苏维埃政权将进行公平的分配。分配给国家、分配给在两个首都获得10-20 万选票的大党和一些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这是实现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物质条件。

其四，清除反革命作家，流放、驱逐反动报人。在查封反革命报刊的同时，列宁还主张把“这些出版机关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动员去参加挖掘战壕以及其它国防工作”[13]。此外列宁还主张把那些“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14]”，把那些反动报刊的主编、作者驱逐出境。

其五，苏维埃政府对广告的垄断。列宁十分重视广告在报纸经营中的作用。“这些广告给出版这些报纸的资本家带来一笔巨大的甚至是主要的收入。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报纸就是这样经营，这样发财，这样毒害人民的[15]。”但是资产阶级广告主绝不会把广告投入给无产阶级报纸。因此，列宁主张应采取切实措施使报纸广告由国家实行垄断。其具体做法是由国家公开宣布只能在省苏维埃和市苏维埃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格勒中央苏维埃出版的全国范围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而不允许在其他任何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他看来，“这种办法无疑是公平的。它对登广告的人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全体人民特别是最受压迫和最愚昧的农民有很大的益处，这样他们花不了几个钱或不用花钱就能拿到附有农民专刊的苏维埃报纸。[16]”而富人报纸则会由于失去广告来源而大大削弱。在列宁看来，国家垄断广告的办法不仅不会破坏出版自由，而且还会恢复和扩大出版自由。

此外，苏维埃政府还可利用邮政系统为报刊提供发行服务。1918年11月，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法令[17],规定在俄罗斯邮电部门各个机构开设零售站和苏维埃定期刊物发行站，出售苏维埃和共产党组织出版的报纸、杂志、手册和书籍，接受这些报刊书籍的订阅任务，给订户直接办理邮寄刊物的手续。这样一来，一方面减轻了报社的发行负担，另一方面，又使报刊的发行范围大大地扩张，提高报刊的发行效率，为广大工农群众购买订阅提供了方便。

可见，无产阶级出版自由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其赖以确立的物质基础的。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建立在剥夺资产阶级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而且在实践上探索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

列宁对出版自由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国际国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列宁的经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思想家。列宁则不然，列宁的前半生是革命者，是思想家，但是其晚年却成了俄罗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种生命的跨度使得列宁对报刊职能、使命及出版自由的认识，在其职业生涯的前后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重要的原因，恐怕与思想家本身的角色转变有直接的关系。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也珍视出版自由，肯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进步性，尽其所能利用代议民主制下的出版自由，同时也剖析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虚伪本质。但是列宁的后半生，作为政治家大放异彩。他从巩固政权、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审视出版自由时，自然会理解自由的相对性、阶级性和局限性。在思想史意义上，我们学习领会列宁的出版自由观，会发现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出版自由观更加适应今天中国的政治和传播现实，对当今的新闻传播实践，也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作者简介】

    张昆，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领军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专家、原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主任。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国家级人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新闻传播史、政治传播、新闻教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一般课题五项。独著、主编专著、教材、文集二十多部，发表论文报告26余篇。